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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巍:王玄策与唐代佛教美术中的“佛足迹图”

    发布日期:2022-09-05 01:08    点击次数:186

    霍巍:王玄策与唐代佛教美术中的“佛足迹图”

    王玄策是唐代著名的外交使节,与三藏法师玄奘是同时代人。他一生中曾经数度奉旨出使印度,并首次以唐代官方使节的身份经由吐蕃、尼婆罗通往古代印度的“吐蕃——泥婆罗道”,对于促进大唐与古代印度、以及中原王朝与祖国青藏高原之间的交流往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王玄策本人所撰的《中天竺行纪》未能像唐玄奘《大唐西域记》那样流传后世,在正史中也没有关于他本人的传记,其史迹主要散见于后人所辑录的各种文献资料中,所以对与他有关的史迹的搜求考证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境内《大唐天竺使出铭》这一有关王玄策出使印度的实物资料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再度对有关王玄策事迹研究的探讨。既往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到王玄策出使印度在中印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史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并且也开始有学者关注到他对于佛教文化的贡献,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王玄策与唐代佛教美术中有关“佛足迹图”的几个问题再做进一步的研讨。

    一、关于王玄策携来的“佛足迹”图

    在王玄策从印度携来的佛教美术品中,“佛足迹图”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题材。佛足迹图在印度佛教艺术史上早在佛像出现之前,便开始作为佛陀的象征标志出现,流传甚广,至今还有大量考古遗存保留在印度、斯里兰卡、中国和日本等地。

    王玄策使团在出使印度的过程中,曾在沿途观察并摹写到佛足迹图,这在与他有关的文献记载和考古遗迹中都留下过痕迹。如唐代僧人道世《法苑珠林·感通篇·圣迹部》卷二十九条下载:“在王舍城山北倚东……故宫北石柱高数丈。昔无忧王作地狱处……石柱南有大塔,即八万四千之塔一数也,安佛舍利一升,时有光瑞……其侧精舍中,有大石,是佛欲涅槃,北趣拘尸,南望摩揭,故蹈石之上之双足迹,长尺八寸,广六寸,轮相花文,十指各异。近为恶王金耳毁坏佛迹,凿已还平,文采如故……贞观二十三年有使图写迹来。”虽然文中没有直接提到王玄策之名,但从时间上看为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因有唐代使节“图写迹来”之语,这与王玄策第二次奉诏出使印度可能相关,所以孙修身先生考订此文“为记王玄策之事而录出于此。”

    日本慈觉大师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也曾记载:“贞观年中,太宗皇帝送袈裟使到天竺,见阿育王古寺石上有佛迹,长一尺八寸,阔六寸。打得佛迹来,今在京城,转画来此安置”。文中所提及的“太宗皇帝送袈裟使”,和王玄策于唐贞观年间奉太宗皇帝之命送佛袈裟去天竺之事迹相吻合,所以李静杰先生也直接认定:“其使节显然指王玄策”。

    直接记载为王玄策携来的佛足迹图者,则为日本奈良药师寺保存下来的佛足迹石。这块佛足迹石现存于寺内的大讲堂北面,用近六面体的青灰色角砾岩做成。据药师寺出版的题为《国宝佛足石·佛足迹歌碑》资料介绍,其石正面高为69厘米,宽74.5厘米,在稍加平整后的石头上面线刻有佛足迹图案,在其周围四面刻有铭文和其它图案。但目前上面的文字已大多漫漶难识。由于在铭文中出现有“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鹿野苑中转法轮处因见迹得转写”等语,所以成为与王玄策有关的重要史迹。我国学者柳诒徵先生曾在《王玄策事迹》一文中引及此石铭文。后来在陆庆夫先生的论文中又对这一铭文有所转引。孙修身先生对此石铭文也有更为全面的介绍与研究。日本学术界更是将此石定为“国宝”,历年来对此石上的佛足迹及四面的铭文有过大量的研究论著。

    不过,对于这一重要的史迹,中日学术界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订,笔者曾对日本药师寺内的这块佛足迹石进行过实地考察,对其中的铭文提出过修订意见。结合近年来国内外新发现的考古材料,针对王玄策与这一佛足迹石的传播关系,还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

    (一)药师寺内的佛足迹是王玄策从何处摹写而来?

    前引柳诒徵先生、陆庆夫先生和孙修身先生的论文中,都根据日本药师寺佛足迹石上的铭文,认为这是王玄策从印度“摩揭陀国”摹写而来的。孙修身先生在他所发表的论文中,将药师寺佛足迹石铭文释为:“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摩揭陀国中转法轮处因见迹得转写”,并且认为此图“是日本遣唐使黄书(文)本实从唐都长安普光寺写得而传至日本,普光寺的佛足迹石,则是根据王玄策在印度摩揭陀王国的写图所刻的”。但这实际上很有可能是一个误读。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学术界也曾将佛足迹石南面(右侧面)铭文中第1、2两行文字“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鹿/野園中轉法輪處因見”中很关键的地名“鹿野园(苑)”一度释读为“摩□国”、“摩□□陀国”、“摩揭陀国”、“磨□□国”等。直到后来保坂三郎经过反复观察识别,才首次将其释读为“鹿野园(苑)”,从而一改前说,在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近年来,日本学术界经过反复观察与考释,基本上肯定了保坂三郎的这一意见,将原来所释的“摩揭陀国”改释为“鹿野园(苑)”,遂成为定说。还有学者由此更进一步对其与王玄策的关系明确指出:“实际上铭文中所记并非是‘摩揭陀国’,而是‘鹿野园(苑)’,所以佛足迹应当是根据鹿野苑的佛足迹图写而来的。《法苑珠林》所记摩揭陀国的佛足迹,实际上与药师寺的这块佛足迹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文献上并没有能够确认王玄策曾图写鹿野苑图佛足迹的记载,只是至少可以肯定黄文本实在唐长安普光寺所见到佛足迹石,也许应当与王玄策从鹿野苑图写而来的佛足迹图有关”。概而言之,王玄策所拓写佛足迹图的地点不在摩揭陀,而有可能是在鹿野苑。

    (二)日本学术界造成误读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一误读呢?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和日本药师寺这块佛足迹石上其他铭文的误导有关。这块佛石迹石上的四面均有铭文,其中正面的称为“第一铭”,上面刻写题为“释迦牟尼佛迹图”;右侧面为“第二铭”,刻写其由来;右侧面的划线外还另有三行铭文;背面为“第三铭”,刻写发愿文。关键在于第一铭与第二铭的文字内容,很容易造成识读者的误导,为了说明问题,我先将这两通铭文按照日本学者最新的释读结果照录如下。

    刻写在正面的第一铭“释迦牟尼佛迹图”上面的文字共20行:

    案西域傳雲今摩揭陀國昔阿育王方精舍中有一大(石)/有佛迹各長一尺八寸廣六寸輪相花文十指各異是佛/欲涅槃北趣拘南望王城足所踏處近爲金耳國商迦(王/)不信正法毀壞佛迹鑿已還生文相如故又(捐於河/)中尋複本處今現圖寫所在流布觀佛三昧(經/)若人見佛足迹內(心)敬重無量衆罪由此而減(今又值遇/)非有幸之所致乎又北印度烏仗那國東北二百六十裏/入大山有龍泉河源春(夏含凍)晨夕飛雪有暴惡/龍常雨水災如來往化令金剛神以杵擊(崖)龍聞(驚/)怖歸依於佛恐惡心起留迹示之于泉南大石上現其(雙/)迹隨心淺深量有長短今丘慈國城北四十裏寺佛堂/中玉石之上亦有佛迹齋日放光道俗至時同往(慶/)修觀佛三昧經佛在世時若有衆生見佛行者(及/)見千輻輪相即除千劫極重惡罪佛去世後想/佛行者亦除千劫極重惡業雖不想行見佛迹者見/像行者步步之中亦除千劫極重惡業觀如來/足下平滿不容一毛足下千幅輪相轂輞具足魚鱗相次/金剛杵相足跟亦有梵王頂相衆蠡之相不遇緒惡/是爲勝祥

    刻写在右侧面的第二铭共17行:

    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鹿/野園中轉法輪(處)因見/迹得轉寫搭是第一本/日本使人黃文本實向/大唐國於普光寺得轉/寫搭是第二本此本在/右京四條一坊禪院向禪/院禪披見神迹(敬轉)寫/搭是第三本從天平勝/寶五年歲次癸已七月十五日盡/廿七日並一十三個日作(了)檀/主從三位智努王以天平勝/寶四年歲次壬辰九月七日/改王(字)成文室真人智努/畫師越田安萬書寫/神石手□□□呂人足/匠仕奉□□□人

    比较这两通铭文,很显然所言并非一事。第一铭是根据《西域传》对佛足迹石的传说进行了描述;第二铭则是讲药师寺所藏这方佛足迹石的来历。大约因为过去第二铭铭文保存情况欠佳,在此处地名处字迹不清,释读者就依照第一铭中出现的地名“摩揭陀”,“顺理成章”地将第二铭中已经模糊不清的地名也释读成了“摩揭陀”。

    第二个原因,可能受到历史上王玄策行迹的影响。在他几次出使印度的旅程中,去过中天竺的“摩揭陀”国这一史实,根据其行程、事迹可做出判定,但却并没有关于他曾去过鹿野苑的线索可寻。所以,在铭文所涉地名漫漶不清的情况下,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联想到摩揭陀国,这也在情理之中。

    还有第三个原因,是在与王玄策同时代的唐玄奘法师所著《大唐西域记》一书中,在《摩揭陀国》条下,对于“如来足迹石”曾有过十分详细的记述:“窣堵波侧不远,精舍中有大石,如来所履,双迹尤存,其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矣。两迹俱有轮相,十指皆带花文,鱼形映起,光明时照。昔者如来将取寂灭,北趣拘尸那城,南顾摩揭陀国,蹈此石上。”所以,后世在释读药师寺内佛足迹石上的铭文时,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玄奘笔下所记载过的“摩揭陀国”的这块佛足迹石,将其混为一事。

    在廓清上述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基本勾勒出日本药师寺佛这方足迹石的传入路径:首先由唐使王玄策从“中天竺鹿野苑转法轮处”拓得,并将其带回大唐,珍藏于普光寺内;后由日本使者黄文本实又从普光寺再摹写回日本;最后几经辗转,置于药师寺内。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推论只是依据药师寺佛足迹石上后人所刻写的铭文得出的看法,至于王玄策究竟是从摩揭陀国,还是从鹿野苑摹回过佛足迹图,在文献上目前都还没有找到直接的线索。但药师寺保存的这块佛足迹石如此明确的记述了它的由来,也许不是道听途说之辞,唐使王玄策从中天竺鹿野苑作为范本摹回佛足迹石的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退一步讲,既使目前对于王玄策是从天竺何处摹得这方佛足迹石的具体地点尚可讨论,但结合前引唐代僧人道世、圆仁等人的文献记载来看,王玄策曾从天竺拓来佛足迹石,并流布于中土、远传至日本的这一史实,也可以从药师寺的这方佛足迹石上得到应证。

    二、王玄策和玄奘是否都拓回过佛足迹图?

    由于佛足迹在佛教故乡的流行,如前所述,与王玄策大体同时代的唐玄奘在游历天竺时也留下了有关佛石迹石的记载。不仅如此,甚至也有人认为唐玄奘也曾亲自将佛足迹图拓回到中土。如五代时齐州开元寺僧义楚《释氏六帖》卷一记载:“《西域记》云,佛在摩揭陀国波吒离城石上印留迹,记奘法师亲礼圣迹,自印将来,今在坊州玉华宫镌碑记之。赞云:‘万代金轮我佛尊,遗留圣迹化乾坤,慈悲因地修行力,感果亲招千辐轮。’其佛足下,五足指端有卍字文相,次各有如眼,又指间各有网鞔,中心上下有通身文。大指下有宝剑,又第二指下有双鱼王文,次指下有宝花瓶文,次傍有螺王文,脚心下有千辐轮文, 我主良缘下有象牙文,上有月王文,根有梵王顶相文。”

    对于这一记载,过去是一桩悬案,学术界的意见不一。孙修身先生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义楚的“杜撰之词”,并且很可能是将王玄策拓回佛足迹图的事情张冠李戴地移到了玄奘身上。而支持“玄奘拓回说”这一观点的,前有陕西考古学家韩伟先生,他认为“中国内地佛足雕刻,始于玄奘从摩揭陀国带回佛足记之后,最早当刻于坊州玉华山”;后有佛教艺术史家李静杰先生,他根据近年来关于陕西宜君玉华寺佛足迹石的考古新发现,认为义楚在《释氏六帖》中的记载可信,义楚不仅谙熟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对佛足迹石的相关记述,而且很可能还曾经瞻礼过这方佛足迹石,或者至少见过该石的拓图,不然他的记述与玉华寺足迹图像及铭文内容如此接近是难以想象的。李静杰断定“玉华寺足迹石与义楚记述印证说明,玄奘从摩揭陀国波吒厘城,请来足迹图像并刊刻礼拜,实有其事”,并解释造成孙修身观点的原因在于,在他研究佛足迹石期间,宜君玉华寺足迹石的铭文部分尚没有被发现,以至于得出所谓“义楚《六帖》记述误导后人”这种主观认识。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两种意见呢?我们有必要首先对玉华寺的考古发现稍作回顾,再根据相关的出土遗存进行研究分析。玉华寺遗址位于今陕西省铜川市西北42公里的玉华山中,遗址南北宽约800米,东西长500米,沿玉华河以此台地及谷道递级分布,因其曾为唐玄奘法师译经、圆寂之地,所以经过考古学界多次的调查和部分勘探发掘。其中最为重要的、与唐玄奘相关的文物则有“金刚座”和“佛足迹”这两件遗物的考古发现。

    金刚座发现于1956年全国文物普查时,为一件石刻的莲花佛像基座,青石质,基台为方形,上承以束腰莲台,在基座正面左侧刻有二十字楷书铭文题记:“大唐龙朔二年三藏法师玄奘敬造释迦佛像供养”(图1:玉华寺发现的佛金刚座及拓片,采自《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见插页)。而佛足迹石则最初发现于1960年,出土于玉华寺肃诚院石窟内,有关情况见后文详述。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刻石的左下方原刻有发愿文,但仅保存有“近(匠)李天诏”四字,发愿文仅见“供”字,余皆残损,图文漫漶不清。1999年,在玉华寺肃诚院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又出土了刻有文字的残石数块,经拼合粘接,发现石块上方刻有带有纹饰的足印残部,下方刻有楷书铭文,内容为:“佛迹记/摩揭陀/国波吒/离城释/迦如来/蹈石留/迹奘亲/观礼图……”,后面的文字已残损不存(按:分行号为笔者根据此石复制件所加)。结合此前曾发现的发愿文和工匠的姓名来看,这些铭文原来均应是刻写在佛足迹图下方的题铭,正是由于这个极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为“玄奘拓回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图1:玉华寺发现的佛金刚座及拓片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陕西玉华寺发现的这方佛足迹刻石。首先,从历史背景上看,玉华寺与玄奘大师关系密切,据史籍记载,唐显庆四年(659)冬十月至麟德元年(664)他曾奉敕居住在此译经、开窟造像和举办佛事活动,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圆寂于寺中肃诚院,因而在玉华寺发现与玄奘法师有关的文物当在理情之中,后人作伪的可能性甚小。

    第二,有线索表明,在玄奘驻寺期间,有艺术家随从并从事造像等艺术活动的,如麟德元年一月二十三日,玄奘曾“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寿殿竖菩提像骨”;发现的佛足迹石上也有“近(匠)李天诏”等字样,这应为当时刻工的姓名;玉华寺发现的佛“金刚座”虽然上面的造像已经不存,但从座上的题铭来看,上面原有释迦像造像一身。所以,上述考古发现的“金刚座”和“佛足迹”刻石,推测也应是这类由玄奘主持的佛教艺术创造的遗物。

    第三,出土于该寺金刚座上的铭刻,字迹十分优美,具有典型的唐代书法艺术风格,关于我们被专家鉴定认为应是出自玄奘法师亲笔所书。如史树青先生鉴定认为:“玄奘以贞观十九年取经回国,在长安译经。此为奘法师造释迦佛像石座,原像经变佚失,座身题铭为仅存于人间之奘师书法,庄严典重,近褚遂良,启功先生咏为唐楷佛像础。”而后来发现的刻写在佛足迹石上的楷书铭文,据发掘者观察,与金刚座上的铭文字体相同,都是遒劲有力的楷书,所以推测“两者均应是玄奘法师手书铭文”,这个鉴定意见十分重要。

    综上所述,多年来的这桩悬案我认为基本可以结案,韩伟、李静杰先生的意见应当是正确的,发现在陕西省玉华寺内的这方佛足迹石,的确是由唐玄奘“亲观礼图”拓回到长安,再由他本人亲自题铭,再请刻工镌刻而成。其创作地点,应当是在陕西玉华内,创作时间应在唐显庆四年冬十月至麟德元年二月五日之间。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那么几乎是在唐代同一时间内,王玄策和玄奘这两位唐代伟大的旅行家都曾经分别从印度的鹿野苑和摩揭陀国摹写回佛足迹图,并分别将照此刻写成的佛足迹石安置于唐长安的普光寺和今陕西铜川境内的玉华寺内。王玄策摹回的佛足迹图再由唐普光寺传到日本药师寺。唐普光寺为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兴建,至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因中宗下诏令唐两京及天下诸州并置中兴寺,普光寺由此改名为中兴寺,后又改名为龙光寺。故孙修身先生推测,日本遣唐使人摹写普光寺王玄策所拓回的佛足迹图之事,年代必定在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之前。据同理可推,当日本遣唐使人在唐安停驻摹写佛足迹图之时,实际上至少已有两方由唐代使节和高僧从天竺拓回的佛足迹石并存于中国京都长安及其附近地区。那么,日本遣唐使人所拓回的佛足迹图,是否有可能存在原本就是出自同一粉本这种可能性呢?

    下面,我们首先来比较一下现存于日本药师寺佛足迹图(王玄策拓回)和陕西铜川玉华寺发现的佛足迹图(玄奘拓回)这两处佛足迹图的纹饰特点。

    日本药师寺佛足迹图右足长47.7厘米,左足长48.8厘米,五指微张,足掌中央为为千辐轮相,直径约10厘米,足踵部饰有小宝轮和三株并蒂莲组成的“梵王顶”相(笔者按:也有学者认为所谓“三株并蒂莲”实际上为“三宝标”图案),在千辐轮相和五指之间分别刻饰有金刚杵、双鱼、宝瓶、螺贝等图案,另在五指的指尖部刻有卍字纹,还在足迹的四周刻有象征放射光芒的阴线、花朵纹样等(图2:日本药师寺佛足迹石及拓片,采自《药师寺》,见插页)。

    图2:日本药师寺佛足迹石及拓片

    陕西玉华寺出土的佛足迹石已残,仅有左足图像保存较为完整,右足图像仅存后半局部,但公布的拓片图像十分模糊。据韩伟先生的描述,此石残高66厘米、残宽72厘米,佛足左足长为50厘米,宽20厘米,五佛微张,佛足掌心刻千辐轮相,足踵部刻三株并蒂莲及小千辐轮组成的“梵王顶”相,中央千辐轮上有通身纹直通二趾与三趾之间,五指之大趾刻莲华,其余四趾刻卍字纹,大趾下刻三钴,二趾下刻双鱼,四趾下刻宝瓶,五趾下刻螺王文。石之侧边刻C状唐草纹为栏界,栏界中还刻有团花(图3:陕西玉华寺佛足迹石残件及拓本,采自《文物》2006年第五期及《考古与文物》图版十四:1,见插页)。

    图3:陕西玉华寺佛足迹石残件及拓本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这两方佛足迹石两石的大小、尺幅基本相同,图案的布局、题材也都十分相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佛教艺术公元4-8世纪佛足迹图中,是常见的造型与装饰风格。但是,如果进一步细致的加以辩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微小的区别的。例如,在陕西玉华寺发现的佛足迹石上,掌心所刻的千辐轮周围有十分明显的数道呈同心圆形式的光芒线,这是日本药师寺佛足迹图所没有的;而日本药师寺佛足迹图上,在双足周围刻出数道直线形光芒线、花朵纹饰的做法,又不见于玉华寺的佛足迹石图案。由此可见,这两方佛足迹石的纹饰可以用“大同小异”这个词来形容。这也同时可以证明:它们不是同出自一个粉本,而是各有其来源。所以这样看来,唐使王玄策和唐代高僧玄奘法师所拓回到长安的印度佛足迹图样,的确非出一源,日本药师寺佛足迹石上的铭刻记载王玄策是从“中天竺鹿野苑转法轮处”拓来,而陕西玉华寺佛足迹石刻上记载是玄奘大师亲自从“摩揭陀国波吒离城”拓来,两地的佛足迹石总的时代风格特色一致,但的确也有细微的差别,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相互吻合,证明这两位唐代著名的风云人物都曾经留心于“佛足迹”这一佛教“圣迹”,不仅将其摹写回国,还供奉于唐代寺院之中,为推进中印文化交流、传播佛教文化艺术做出过贡献。

    三、王玄策使团的佛教艺术活动

    王玄策从天竺拓回佛足迹之事,实际上只是王玄策使团在出使天竺的过程中从事的诸项佛教艺术交流活动中的一项而已。据冯承均先生从《法苑珠林》所引《王玄策行记》所辑出的《王玄策使印度记》一书记载,其中所涉佛教文化艺术交流的史迹还有:唐贞观十九年(645)王玄策使团奉使前往摩揭陀国,曾在二月二十一日在摩诃菩提寺菩提树下塔西立碑,此碑的书写者为“使典司门令史魏才”,表明王玄策使团中有功于书法的艺术家随行。在唐显庆二年(657),王玄策奉使往西国“送佛袈裟”,这显然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佛教交流活动。在显庆年中(656至660年),他途经印度净名宅(Wimalakirti),“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号方丈之室也”,实际上相当于对这处佛教圣地进行了考古实测。在唐龙朔元年(661),王玄策从迦毕试(Kapica)国带回如来顶骨一片,贡奉于古王寺内。在出使印度的途中,王玄策见“西国瑞像无穷”,其中以“摩诃菩提树像”最为著名,遂请随从的艺术家“其匠宋法智等巧穷圣容,图写圣颜,来到京都”,造成“道俗竞摸(摹)”的空前轰动景象,为印度佛教艺术传入中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王玄策使团所摹写回中土的“西国瑞像”,近年来在敦煌、四川等地均有与之相关的考古发现(拟另文加以探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涉及到的匠人“宋法智”,和前节中玄奘在陕西玉华寺“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寿殿竖菩提像骨”的匠人同名,我认为很可能这位宋法智是唐代著名的一位“塑工”,用今天的话来说即为一名雕塑家,所以他不仅跟随过王玄策出使“西国”,看来也曾随唐玄奘在玉华寺从事塑像工程。至于在《王玄策使印度记》一书中所涉及到的王玄策率使团观摩印度、尼泊尔等地佛教圣地,参拜与释迦牟尼有关的圣迹(如佛足迹、佛像、舍利塔)、圣物(如舍利骨、佛顶骨、各种佛舍利)等事迹,也有诸多记载,兹不一一列举。

    王玄策本人对于印度所存的这些佛教圣迹,怀有无比虔诚之心,他所从事的这些佛教艺术活动,也都有明确的政治和宗教目的。例如,在他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登耆阇崛山(Grdhrakuta)之时,流目纵观,无比激动,遂写道:“自佛灭度,千有余年,圣迹遗基,俨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记。自惟器识边鄙,忽得躬睹灵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铭其山,用传不朽。欲使大唐皇帝与日月而长明,佛法宣弘共此山而同固。”这些迹象表明,王玄策本人的身份既是唐朝命官,曾多次奉诏出使印度,他同时也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虽然未能出家,却是笃信佛法。

    1990年,在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境内中尼边境的马拉山口发现了一通由王玄策使团在唐显庆年间刻写的碑铭——《大唐天竺使出铭》,这通重要的碑铭也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有关王玄策使团出使印度唯一遗存下来的考古证据,其中提供了有关王玄策使团的许多重要线索,我已作过初步的研究考证。但其中还有两个问题,我认为与本文所论有关。第一,是在这个使团的成员中,王玄策随团带去了记录、书写的专门人员。如在碑铭的第1行,刻写有“记录人刘嘉宾撰/记录人[……]“;第2行残存有“□人□扶□粤书/贺守一书[……]”,很显然,这里出现的“刘嘉宾”、“贺守一”等人,不见于史书记载,应是使团中地位较为低下的专职的记录人和写书者。从碑铭残存的文字来看,其写书格式为唐代碑铭通行式样,碑铭的行、字之间均阴刻有细线方格,每格高4厘米,宽3.5厘米,每字约2厘米见方,字体为标准的楷书,额题为左书篆刻阳文,全碑字体优美规整,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说明随行者中除了书法家之外,还应有善于镌刻碑文的石匠(图4:《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作者拍摄,见插页)。

    图4:《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

    第二个问题,是在使团成员中,王玄策还带上了他的儿子和侄子等家庭成员。碑铭残存的最后一行也即第24行文字为:“使人息王令敏使姪(王?)[……]”。这里的“使人息”一词,显然是指使人王玄策之子,名为王令敏。而“使姪”一词,应当指王玄策的侄子,但遗憾的是因为碑文的残泐,他的姓名没能留下来。过去对于王玄策亲属中的其中一个侄子——智弘律师的事迹曾见诸史载,《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智弘律师传》中记载:“智弘律师者,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侄也……,出自中府,欲观礼西天,幸遇无行禅师,与之同契,至合浦升舶……,到室利佛逝国。”看来这位智弘律师是王玄策的侄子,也是一位西行求法僧人,只是他走的是海路去往西天,所以显然不是此次王玄策使团的成员。而这位出现在《大唐天竺使出铭》中的王玄策大使的侄子,究竟和史书中的“智弘律师”是同一人,还是另一位王玄策的侄子,已经无从考证,但他的身份,则是王玄策显庆年间出使印度的使团成员之一。

    综合这些因素,王玄策能够在官方使团中携家人同行,一方面应是得到唐王朝的批准,另一方面,也可见王玄策本人及其家族成员中的一些人很可能都是佛教的忠实信徒,所以他在出使印度时,不仅以“欲使大唐皇帝与日月而长明”为使命而宣诏于西天,同时也背负“佛法宣弘共此山而同固”的宗教信仰,带上他的家人一道为求法而西巡。沿途为了宣示唐王朝的威扬四海,也为了记录西域各国遗存的佛教圣迹,显然王玄策还在使团成员中随团有意识地带领了一些善于书法、绘画和雕塑的唐代艺术家与之同行。

    王玄策对于弘扬和传播佛教艺术的热衷,还另有两事可以证明:

    一是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东都寺观画壁”记载:“敬爱寺佛殿内菩萨、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665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下注:巧儿张寿、宋朝塑,王玄策指挥,李安贴金),东间弥勒像(下注:张智藏塑,即张寿之弟也,陈永承成)、西间弥勒像(下注:窦弘果塑,已上三处像光,及化生等,并是刘爽刻)殿中门西神(下注:窦弘果塑)、殿中门东神(下注:赵云质塑,今谓之圣神也)。此一殿功德,并妙选巧工,各聘奇思,庄严华丽,天下共推。”文中所载的“王玄策取得西域所图菩萨像”,应为唐代开始流行的所谓“菩提瑞像”,其粉本应是王玄策从天竺写回中土的瑞像(将另文论及),王玄策还亲自指挥了敬爱寺的造像工程,可见其不仅是这项工程的设计师,还是工程师或者监工。

    二是在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西壁下方,发现有王玄策的造像题记一则:“王玄策□□□□/□□□下级法界/[众生]敬造[弥勒]像/一铺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这也是王玄策身体力行推广佛教艺术的实例之一。东都敬爱寺和龙门石窟均在唐代东京洛阳,而王玄策的家乡正是洛阳,这和上文所论王玄策本人和其家族中人笃信佛教或许也有一定联系。

    综上所述,本文所论由王玄策所拓写带回唐朝的“佛足迹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宗教等多重背景之下产生的,它虽是大唐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片断,但对于我们认识唐代佛教美术史上新题材的源流、在中土出现的背景和传播路径等若干问题,则提供了若干丰富的细节。